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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鋮老師：自保其道，守之勿喪
時間：2021-03-10 | 來源：明道堂經學館| 作者: 沈鋮
大家好！很高興在二零二一年的今天，我們一起來學習《論語》。元旦過了，又是一年。歲月不居，但是我們能夠勤學不輟，我認為這就是自強不息。
我們學《論語》，其實就是從夫子以及他的弟子的言行當中得到啟發和啟示：我們該怎么做？該怎么說？該怎么為人處世？該怎么修學自進？
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我們文化當中最重要的品格。我們一直在說學習，無論是學儒家也好，或者是學其他的學問也好，核心目的就是修身自進，達到自我的進化。無論從心還是從行，都能夠達到一個不斷超越自我過去的一個狀態。
就好像過去的時間一樣，我們總會迎來一個嶄新的時間，也必將迎來一個嶄新的自我。若不能夠迎來嶄新的自我，那么代表我們過去就沒有學，是停滯的、停擺的，借著歲月的更新，也祝愿大家日日如新。
我們上節課講到曾子的三省，其實所講的還是強調以孝行為本。孝行由何而建立呢？言忠信，行有習也。從語言上就有忠和信，行為上要以克承其家為根本，這就是我們行為的一個根底。
從日常這三件事情的反省當中，就可以看自己做得怎么樣，等于曾子之省是給我們立了一面鏡子。曾子的三省提醒我們到底最后要做成什么樣的事情呢？我們日日省察，修身自進，最后我們要做成一個什么樣的狀態呢？又會影響我們生命的哪些方面呢？修身的關竅和關鍵之處在哪里呢？
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核心，講一個“我”字。我們也許有些時候會覺得很奇怪，很多的學問都在談無我，但是儒家就不回避怎么樣去談“我”，而是從另外一個方面去談：什么時候我們才能夠構建一個更好的自己，更好的我。
我們今天要談的這句《論語》出自八佾篇 ——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” 很多人也許會覺得一開口就談君，談諸夏文明，用這樣一句話來談自我，會不會太大了一點？
家國之事、君主之事是否與我們的個人就有關呢？天道本身就是變化不休的，古代很多的社會情況和我們現在有不同，但是事雖不同，其理如一。雖然談的是君主、君王的概念，但是任何人都是自己的君主，但愿我們都能做自己的主。
我們為自己做主，我們就是自己的君王，所以其中的道理是完全一致的。這一句《論語》講的是禮之大旨，八佾篇講的就是一個“禮”字，禮以讓為本。能夠讓，誰在讓？當然是我。我為何要讓？我是一個怎樣的我？我們平時口口聲聲地說“我如何，我如何……”我們今天要從這一章談我從何而來，當由何處顯露自我。
自古以來，這一章一直是聚訟紛紛，不太有公認的一個定論。但是我們仔細去看前人的一些爭論，大概會陷入兩個解釋當中，以兩種核心為觀點。我們今天就要通過辨析這兩種主要的觀點，然后揭露出這句《論語》真正想要傳達給我們的、希望我們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樣子的。這句話的第一個觀點的核心是講“禮義不廢”。
什么是“禮義不廢？”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”意思是說，就算夷狄有了君王君主，但是他的文明程度始終是比不上諸夏的，哪怕諸夏沒有君主也比他好，為什么呢？因為這樣強調的就是：何為諸夏？有禮義才有諸夏。有君反而不如無君，強調的不是“君”，而是弱化了君主的作用，所肯定的是所謂的禮義，或者講是文化的重要性和本質的屬性。所以有些學者會運用古人的亡國亡天下之說。
何為諸夏？不是有君主才叫諸夏，而是說有文化才叫諸夏，所以文化要比君王更重要。也有些會暗示說，這是我們文化的一種先進性。但是這樣的說法就會有一個根本的矛盾點沒有解釋清楚，禮義是什么呢？文化是什么呢？很多人解釋說禮義不在規章制度，而在人心當中，是對于道德也好，公益也好的一種認同。
能夠知廉恥、知是非，能夠很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，能夠與人和睦相處，也許一時間天下會混亂，但是終究有道，世道終究要光明。
很多人解釋禮義是這樣的。那我們的君主之道，所謂的君道算不算文化呢？是不是在禮義之內呢？如果按照這種解釋，是不是君王之道不在禮義之內，那我們又何必可惜、感嘆出這樣的話？反正諸夏沒有君也是可以的，我們更強調文化的作用，就不用去討論君與不君了，問題就出在這里了。
君道到底算不算文化，算不算禮義？如果君道不是文化，不是禮義，那我們又應該如何去看君道？就核心點來說，我們要先明白何為君道？為什么我們今天要談君道是什么概念？因為它完全涉及到了自我這個概念。
我們所謂的“我”很多時候是執著成象的，抓住很多的情緒，抓住很多的自尊感、存在感，強調自我。但是好好的洞明君道，我們才能夠知道自我的作用之所在，知道自己如何于事當中顯露自我而不生執著。
儒者談君道的內核到底是什么樣呢？其實君道真正的內涵是代表有上下之別，有先后之別。有上下所以知所進退，有先后方能有主之從之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實有一定社會經驗、人事經驗、生命經驗的人都知道，萬事萬物都有各種各樣的紛紜錯雜、混亂交織，需要我們有上下之別，有先后之別。
就好像有時間，所以有先后；有空間，所以有上下，才能夠將萬事萬物安排得井井有條。一旦沒有了上下，沒有了先后，萬物就是混沌的、混亂的、紛繁的、復雜的、不知所從的。就好像一群人如果沒有上下，沒有先后，我們依賴于人人的自律、自主，看似好事情，但事實上一切事情就會混亂的。
我們自己的事情就算能夠管理好，公共的事情該如何推動、相互的協從呢？我們到底該聽誰的安排呢？所以我們也要知道，君道的產生本來就是為了協調于眾，協調各個部分不合理的關系，協調大眾能夠去完成統一的事情。
這就好像我們回到自己的個人一樣。我們的心念也是紛繁復雜的。學習的時候也會思想出游、出神、開小差，想要做別的事情。那么我們如何形成強效的、有力的意志貫穿我們的生命，安排好我們的生活，協調我們真正的作息、為人處世、日常雜務和工作等諸多事情呢？我們如何安頓自己的事情、家人的事情、老人的事情呢？這些事情就需要有一個完好的、優秀的、統籌的安排，這就是儒家強調的君道。所以我們知道君道有上下，有先后。
但是它不在上下，在所以成上下也。有德在上，無德在下，這就是儒家想要形成的上下。天地萬物、萬事萬理不可以沒有上下，關鍵是因為什么而能夠形成上下？
儒家強調的就是德。以無德從有德，以小德從大德，這個才是儒家所謂的君道，有上下先后。儒家為什么要強調君道？因為一切事情需要有上下先后，所以儒家才會對于“君”的位置，給出了自己的定義，規范了他的德行，這就是儒家的君德和君道。
那我們就明白了，我們不是要執意在上面做主導，儒家在意的是在上面發號施令的人，決斷事理的人，當家作主的人，他的依據和憑借是什么？是以德還是以他的手段？我們當然知道儒家推崇的是以德配位，有德此有位。
從現實來看，很多人往往只強調君道，要做主、要有才能，會覺得德行太過虛無縹緲。我們怎么去判斷有德和無德呢？很多人也會混淆德跟才，覺得有才能容易做好事情，有才能比較容易被人看見，很多的時候對于德的感知就非常弱了。
但其實不理解，我們儒家推崇的是德者在位，能者在職。就是我們不介意去審定才能，而且我們更加擅長于發現才能，發現才能所匹配的位置。如果說我們用能力去管理位置，就會發現不管他自愿或者不自愿，他的才能、他的能力使得他總會要發表一些意見去關注這件事情的進度。
這樣的話，有些時候不一定是好的事情，為什么呢？因為專業的才能適合解決具體、專業的技術的問題。但是事情的協調統籌、人事的管理、安排，人心之間的忖度浮動等等，這些需要有德行的人才能去調劑，去安排，才能夠形成上下主從，才能讓人心服口服。
能者在職，是要做主管的事情；德者在位，恰恰是為了讓那些能者能夠充分地發揮作用。有德者就不會謀私，有德者就會公正，有德者就會無為。
儒家講的南面無為，垂拱而治，說的是君主真正的無為，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而是讓所有有能力的人可以自由地、充分地發揮他們的本領和才能，能夠提供和釋放這樣的空間和機會。
君主真正的能力是讓別人能夠自由地發揮自己，掃除自己的障礙。比如說你剛參加工作的時候，有各種各樣的擔憂，身為領導就把你這些擔憂給去除掉，讓你沒有后顧之憂，讓你可以安心工作，這就叫做順天理而無為也。比如說你在學習的過程中，技術的實踐中出現各種各樣的短缺和困難，他來負責安排和付出，讓你的實驗和你的工作能夠繼續下去，這個也叫做無為。所以只有有德者才能讓一切事情真正往好的方向去發展。
只有無德之人，我們古代人稱之為獨裁、獨夫才會讓天下人都憋悶，讓所有有才能的人都不能夠在職，讓有德行的人不能在位，大眾無所可施而聽一人執行，這個叫做獨裁、獨夫、霸道。所以從這一點上說，君道是真正的行自我之道，而在行自我的過程中能夠無我、無為，能夠統籌協調，能夠讓萬物因我而安，讓萬事能夠因我而得到安排，這是儒家要行的君道。
我們也會發現這一點其實也是我們要堂堂正正地去做一個人，要去實現的無我。由此我們就會發現，所謂的君道其實就是自我之道，就是禮義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。
回到這一句《論語》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”如果只是解釋成夷狄有君也比不上諸夏沒有君主就不對了。焉能舍君道而言禮義，豈有舍君道而能有禮義呢？所謂君道，就像我們說的，它不是皇帝專權、禪位的那種獨夫霸道的舉措，而是人倫有序的真正保障，保障人真正的自我。
禮義文化中沒有了君道，那就是混亂。因為沒有了上下先后，萬事萬物得不到好的安排，沒有好的協調，人人都只能管好自己一攤事情，那就變得很私、很小。上位昏庸而不能正，天下錯亂而不能直，是非混淆而不能辨，眾人自以其心為是非，知而不行，行而不直，這才是真正的無君道，也就代表了天下無禮義，那就不用說離開君道還有什么禮義了。
離開君道而有禮義，就好比大街上有人偷東西，但眾人視若無睹，卻說這是一個有禮義的社會，那不是很可笑嗎？
現在我們知道了第一點，何為君道，以及君道的內核和我們自我的關系，包括如何做一個君主，如何能夠安排上下先后。
其實就是我們普通人如何做一個自我，能夠把自己的生活，把自己與其他萬事萬物、與其他人的關系管理起來，讓自己有上下先后。換言之，有上下先后者為有我，無或者失上下先后者則非我。
一件事情因為有我在，則有上下先后，次序井然，有條有理；如果沒有我在，則自然失上下先后，萬物混亂，這就是君道真正的內涵跟自我之間的關系。
我們學習了這么多，從“三人行必有我師”到夫子的“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”，再到孝悌之道，父子相隱的正直，微生高的正直，曾子的三省。
其實說白了，我們就是要得一個靈明自在、能夠知上下先后的“我”。這個“我”能夠合理地安排自身，安排一切，能夠從被動的學的狀態轉化出一個主動的、積極的、能夠安頓萬物的、能夠燮理陰陽的、能夠提攜天地的、能夠把握乾坤的自我，最終能夠掌握深思的自我，這個是謂學。
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從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”這一章談一個“我”。我們再回到這句《論語》，既然這句話不是我們之前說的那種意思，那應該是什么意思呢？
我們看到還有一種主要的觀點就是諷刺諸夏自詡文明，反而目中無君，眼中無上下，就連夷狄也不如。
這個觀點有很多人贊同。很多人解釋說夫子力行恢復周禮，但整個社會禮壞樂崩，眼中沒有君主，沒有上下，就發出感嘆說：夷狄尚且有君，何諸夏之反無也？這種解釋也就變成了連夷狄都知道上下之別，為什么諸夏文明之地反而有這種僭越呢？以下犯上，不知尊重君主呢？這種解釋就強調了夫子要言上下之別，維護周禮。
很多人也因此贊頌夫子，但也有很多人以此詬病夫子，認為夫子是一個禮法守舊之人。我們在剛才的解說當中已經明白了，君道的內涵在于上下先后，自我調理。君道不在上下而在成，而在所以成上下也。在于如何使得天下遍布公理、公道和公平，能夠使萬物有為，使人有為，這就是君道。
那么問題又來了，問題在哪里呢？假如我們按照這種翻譯，夫子說，夷狄都知道尊君，諸夏為什么反而不知道尊君呢？為什么夫子所處的春秋時代，一些卿大夫要以下犯上呢？我們今天也會發現家里面小孩，包含我們自己，在單位有些時候面對我們的領導、長輩或者一些其他值得我們尊敬的人，有些時候我們也會產生不同的意見，也會以下犯上。
問題就在這里了，難道那些在上位者、長輩、領導們都有德，我們便無德了嗎？我們身處其中，我們去做主，如果做得更好呢？是不是我們才應該在上面的呢？
比如說，如果按照這種解釋來說的話，如果有一個人做得更好，天下更安定，百姓更加幸福，那豈不是更有德嗎？為什么還要斤斤計較私人之德呢？為什么一定要讓那個君主在位，我不能上去呢？為什么一定要去說諸夏這些人不尊君，夫子的強調豈不是錯誤了？
你說那么多人都不尊君，但是也有可能這些人做得比君王還好，可能當時的君王很昏庸，所以大家都不尊君。所以這樣的解釋也會出現問題。到底這句話該如何去說？比如夫子說你們這些人都不尊君，諸夏之亡也，諸夏失去了對于君道的尊重。
但是仔細想起來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歷史上武王伐紂，周武王當年就是以下犯上。既然武王可以伐紂，為什么在夫子的時代，三桓不可以討伐魯君呢？誰來定這個德的是非呢？夫子否定當時的人沒有君道不知尊君，這樣的否定一定正確嗎？商湯、文武、周公都有以下犯上的行為，都在否定君主，為什么夫子要說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”呢？
難道夫子一個人就可以定天下萬古的是非嗎？所以我們就知道了，如果把這句話翻譯成了：夷狄都知道尊君主，為什么諸夏反而不知道尊君？這樣是絕對錯誤的，是沒有辦法自圓其說的，其中也不能夠透顯出真正的大道和條理。
所以，這兩種核心的觀點都有一定的問題，是我們要深刻體會的。整句話夫子到底要說什么，是怎樣的一個意思，解說的重點應該放在哪里呢？
其實剛才的解釋把重點放在了“不如”上。很多人看到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”首先會看到“夷狄”兩個字，都會心存一個意思：夫子既然說了對方是夷狄，那一定是不好的，是要貶低的，這就是理解上有一些狹隘。
夷狄就一定不好嗎？夷狄一定是夫子所貶斥的嗎？我們有了文化就一定要去嘲笑沒有文化的嗎？那我們的文化算是一種好的文化嗎？夷狄就永遠是夷狄嗎？在夷狄之前我們中華民族是否也經歷過夷狄這種階段呢？難道孔子的目光就如此的狹隘嗎？
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”，這句話的重點應該放在“之有”和“之亡”上面，為什么呢？“夷狄之有君”不代表夷狄有沒有君主，“之有”不代表是一種現實，而是代表一個狀態，代表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叫做“之有”，意思是夷狄產生君王和君主的過程。“諸夏之亡也”也不是說眼前的現實，而是說諸夏失去君主、君王的過程。“之有”和“之亡”不表示一個現實，而表示一個過程，這一點是最為重要的。
其實我們把這句話說清楚了，整句話的意思也就非常清楚了。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夷狄出現了踐行君道的人，而諸夏失去了踐行君道的人，為什么呢？這不僅僅是夫子說的一句話，更說的是一種歷史的事實。
這個歷史事實應該怎么論呢？我們首先要明白諸夏和夷狄首先不是有文化和沒文化的區別，而是中央和四方的區別，也就是君道當中所謂的上跟下的區別。
夷狄之所以是夷狄在于遠離中央，在不發達的地區。當然在不發達地區會出現文明落后、文化落后、風俗野蠻的狀況，也正因此被安置在四方之外，安置在下面接受統領。一個在下面的國度突然有了君道，這個可能嗎？什么叫做君道呢？就是夷狄突然開始踐行了使得天下公正、公平的道，這個可能嗎？這個當然可能。
我們看到，當年的商朝、周朝的崛起就是從一個小地方、小部落的首領發展到能夠去仲裁天下公理、公正和公平，能夠代表天道的正義，所以才崛起成為了天下領袖的。
這種情況，就好像在一個家族里，滿家族的人都是你的長輩，而你微不足道，輩分也低，能力也小，突然你卻能夠號令大家，發號施令，這就叫夷狄之有君。
在原本微末的、風俗野蠻的、不被人重視、不被人看得起的地方突然出現了一個值得大家十分尊重的人。他能夠踐行君道，能夠很好地安排上下先后，能夠非常好地安排一切事情，使得眾人心服口服的人，這叫“夷狄之有君。”
反過來說“諸夏之亡也”，就是原本那個在上位者，應該去主導一切事情的人反而做事情不公、不正，失去了大家對他的尊重和推崇，這個就叫“諸夏之亡也” 。
這就好像我們平常看到有一些領導本來應該由他來安排事情，大家都應該尊重他、聽從他，但是無論從人品也好，做事情的能力也好，都讓大家頗感失望。
這個時候大家就會發現，他的權威性以及我們對他的尊重和推崇逐漸降低，反而一個平常踏踏實實做實事的人逐漸地就會得到大家的尊重。
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”到底要表達一個什么意思呢？他是怎么樣得到大家尊重的呢？是大家突然偏心了嗎？與其說大家因為他做得好，轉移了尊重感，不如說因為那個原本在位的人做得太不好了！為什么呢？哪怕在位的人只要做到稍微好一點，盡管有在下面的人能做得很好，大家也不會更改和轉移自己的尊重的，所以夫子這句話就非常地戳心。
夫子的意思應該是這樣：與其說是夷狄突然好像得到了天命一樣，踐行了君道，做得非常好、非常優秀，不如說是諸夏在位的君自己做得不好才會丟失天下的。
這就好像從歷史來看，對于夏朝而言，是商朝接受了天命，踐行了君道的緣故嗎？不是的，商只是做對了事情，是夏的先君把君德敗光了。
與其說是商朝的人接受了天命，不如說是夏朝的人自己先丟失了天命。因為假如夏朝做得足夠好，即便商朝做得再好，也不一定能夠丟掉自己的君主之位。這就好像后來的商朝也是一樣，與其說是周接受了天命，竊取了君道，不如說是商自己丟失了天命。
我們看到了紂王做得多么不好。試想一下，假如紂王是一個非常好的君王，周就不一定能夠代替他。所以與其說別人，不如說自己，行有不得就當反求諸己。為什么要從君道、君主之位來說呢？意思就在這里了——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豈止是個人，甚至是君道所面對的天命也是一樣“行有不得，則反求諸己。”
這就說明了什么呢？天下必須要有公平、公正、公道、公理。你如果不去踐行，它就會流失到別人身上去。
我們說王道坦坦，王道平平就是這樣一個意思。當我們說到上下之德，有德無德，到底誰來確定呢？是由誰來規定是大德還是小德呢？沒有誰，就靠我們自己去踐行。做出來的才是，而不是去論是非。
我們人總是自己讓自己有德，也是自己讓自己無德。自己有德，天下的公理、公道就盡在自己；自己失德，天下的公理公道則歸之他人。從歷史上來看，所有的興衰存亡都是這樣。那從我們自己的修身來說，所有的榮辱、羞恥也都在此。一切只在自己去做，只在自己去踐行，只在自己如何去面對自己的生命。
“夷狄之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”，與其去說別人做得好，不如說是自己把自己的權威給弄丟了；與其說別人看不起你，不如說自己平常做事情沒有分寸。
我們每一個人的自我都不是什么君主，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就是自我的一個君主。我們經常在生活中發現，自己沒有說服力，別人不尊重我們，別人肆意地對待我們。對此，我們與其去怨天尤人不如靜下心來反觀自己，自己是否真正有了自我，還是丟失了自我。
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往往會發現自己在很多事情上，很多日常的細節上早已失去了上下先后，沒有踐行自己對自己的君道，導致了所有自己的自信、權威、尊重都喪失掉了，都流失到了其他地方，自己變成了一個不受尊重的人。
所以我們要知道，今天談這句《論語》是要我們理解其中真正的君道跟我們自己每一個人的自我休戚相關。我們要真正學會如何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
尤其在二零二一年新年伊始，我們在一年的開始，從頭就給自己立下一個好的自省，好的開端。
希望我們所有學《論語》的朋友們，在新的一年里能夠有一個好的開端，萬事有一個好的開頭，能夠日日如新，不斷地更新自我以自進也。
